1946年10月25日，军进占安东后，派出情报组进入安东市，试图混入朝鲜境内之新义州、平壤等地，侦察苏军驻扎情况及朝鲜境内其他动态，搜寻北朝鲜人民武装力量支援东北民主联军“打内战”的情报和证物，以便进行反苏宣传。

  1947年5月，奉熊式辉指示，协助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到苏军占领的大连视察并洽谈接收事宜。

  6月初临行前，熊式辉又考虑到，的东北地区保密局负责人身份，担心会刺激苏方，影响此行的目的，便又决定不去。

  而由派出督察处上校科长徐哲甫带一部电台，随视察团到大连，将电台报务员留在兵舰上，其他随行保密局人员登陆，为视察团作护卫并刺探旅顺、大连苏军情况。

  因苏军的阻挠刁难，视察团在大连只呆了三天，交涉接收主权之事根本不予理睬，无功而返。

  两年前的1945年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和雅曼诺夫少将，分别率领250 名空降兵在旅顺土城子机场和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解除了日军武装。

  与此同时，苏军机械化师、坦克团、炮兵团、飞行团等部队陆续到达。截止8 月末，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1 万余人。

  苏军进驻旅大后，在旅顺口设立了苏军驻辽东半岛指挥部，在大连设立了苏军警备司令部。

  “为加强中苏两国之安全，以防止日本再事侵略起见，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之海军根据地。

  其区域，自辽东半岛西岸猴山岛湾以南之地点起，向东方面经过石河站及邹家咀至该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区陆路之界线，但大连市除外，大连港为目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

  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在平时，不包括在基于1945 年8 月14 日旅顺协定所定之海军根据地章程效用适围之内，仅于对日作战时，受该区域所设立之军事统制。”

  但是，实际上，苏军自进驻旅大地区之日起，即同时对旅大地区实行了全方位的军事管制。

  按照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外交上必须支持国民政府，但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这样做，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中国。

  1945年10 月初，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同苏军当局交涉有关山东部队进军东北途经大连请予方便事宜。

  “你们要不要大连？既然要，为什么还不派人来。你们再不来，将来会把你们脖子卡住。”

  韩光返回沈阳后，立即汇报了这一情况，东北局当即任命韩光为大连市委书记，令其速返大连开展工作。

  10 月中旬，韩光重返大连，组建了大连市委，成立各县区党组织，并陆续向一些大厂矿企业、学校和电台、报社等要害部门派出干部，担任领导，开展工作。

  鉴于旅大地区苏军驻扎并实行军事管制，又先一步进入大连公开活动的特殊情况，为抓住实权，打好基础，经与苏军当局说明，并报请东北局批准，大连党组织暂 不公开挂牌。

  1946 年6 月，全面内战爆发。同年秋，军队推进到金县石河驿苏军关卡以北地区，从军事和经济上构成对旅大的威胁，以扼杀刚刚建立的民主政权。

  由于的封锁，旅大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的来源被切断，大部分工厂不能开工。失业和饥饿严重威肋着旅大人民。

  据1946 年统计，全市有 324 家工厂停工，失业人数达7.16万人，城市人口中有3. 5万人经常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靠挖野菜、吃豆粕、咽糠度日，甚至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为了稳定局势，安定民生，大连各级党组织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地制宜开展生产自救运动。

  在粮食供应最困难的时期，各级政府和群团组织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动员鼓励各行各业调集人力、 财力、运力，冲破海，从外地采购粮食。

  从1946 年10 月至 1947 年7 月，先后组成100多支采粮队伍，从胶东、北满、辽西等地购进粮食13 万吨。

  苏军当局也从海参崴通过海路，经北朝鲜港口，用军舰向大连提供粮食、植物油、罐头和蔬菜，还派士兵武装押送食盐去外地换取食粮。

  失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市总工会和各街坊的组织下，织渔网、纳鞋底、摊煎饼、赶海，发展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自救性组织遍及全市。

  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市委、市政府还下大力气抓工业的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急需的民需工业，如布匹、胶鞋、袜子、毛巾、牙刷、肥皂、搪瓷制品、被服、罐头食品等居民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对安定民生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期间，在城市，为解决劳动人民住房困难，市委、市政府将遣送20万日侨调整出来的几十万平方米住宅，分配给工人和城市贫民居住；在郊区，实行减租减息，分配官地，文化募捐，地主献地，结合进行反奸清算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连市经济获得发展，市民生活日益安定。

  在当时和以后都不知道，1947年6月初，董彦平视察团大连之行前夕，当地竟发生了一件领导干部“反苏”的事件：

  当时任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因对苏军的霸权主义行径忍无可忍，与苏军当局发生了正面冲突。

  刘顺元，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1931年加入中国，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皖东工委书记、苏皖省委书记，淮南区党委副书记，从头至尾参与创建了被赞誉为华中各根据地中最好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日本投降以后，中央为与争夺东北这块战略要地，决定立即从华北、华东、西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抽调十万大军，几万名干部，日夜兼程地奔赴东北。

  刘顺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动写报告给华东局，经批准来到东北。他先被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不久，因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第二书记。

  在从安东到旅大去赴任的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

  同时，他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

  有时，还直接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

  进入旅大后，他便听说当地老百姓给苏联红军起了两个绰号：“大鼻子”、“老毛子”。“大鼻子”是相对“小鼻子”而言的。

  刘顺元开始以为，这是进行反苏宣传造成的，曾经在会上批评了这种说法，在党内禁止用这两个绰号称呼苏联。

  但是，不久他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很快群众的欢乐情绪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

  刘顺元曾经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

  1947年初，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苏联同意由美国军舰运输军队在大连登陆并接管大连的行政权。

  苏联在拒绝这一要求的同时，筹组关东行政公署的事，便紧锣密鼓地提上了议程，斯大林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来旅大主持其事。

  苏军为便于控制，仍要迟子祥当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且要由他举荐的人当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和商业厅长。

  迟子祥在日本统治旅大期间，担任商会会长，有不少劣迹。苏军占领旅大后，还同暗中有勾结。只因为苏军空降到旅大时，他最早打出维持会的旗帜来欢迎苏军，以后又竭力逢迎，便获得了苏军的好感和信任。

  刘顺元代表旅大地委，向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迟子祥的劣迹。

  “我们不管他打的是哪个党的旗号，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你们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一定要保证迟子祥当选。”

  为了照顾对苏关系的大局，刘顺元只好忍辱负重，按照苏军司令部的要求筹备召开旅大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313名代表投票的结果，迟子祥以208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关东公署主席，刘顺元和乔传珏分别以304票和28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

  根据在旅大联合行政办事处工作的经验，刘顺元深知财政工作的重要性。现在苏军确定财政厅长由迟子祥举荐的宋承章担任，已经没办法更改，他代表旅大地委向苏军司令部推荐了原旅大行政办事处财委主任姚醒吾担任副厅长，苏方根本未予理睬。

  刘顺元这才看清了，苏联人所以急急忙忙地要成立关东行政公署，既是为了阻止政府来接管旅大，也还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旅大地区的行政权。

  关东行政公署成立以后，刘顺元认为苏联人在办事的方式上，总该有所改变，能够直接进行平等协商。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首先是关东行政公署的办公地点。刘顺元和旅大地委的所有，都认为大连是旅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东行政公署应该设在大连。

  但是，苏军为便于控制，一定要关东公署设在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旅顺，并且让出旅顺的一家医院，限令关东公署搬到那里去办公。

  而且，苏军司令部遇事并不协商，而是采取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找到苏军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地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官员坐在台下。

  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工作时，中国官员必须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先说一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

  当时，因旅顺港属金县管辖，为监视驻港苏军，中国政府任命了金县县长和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孙肇是保密局人员，原浙江警校正科四期毕业生，的学生。而中国政府任命的大连特别市市长龚学燧，却因苏军拒绝接受，而一直不能到任。

  在视察团将到之前，驻旅大地区苏军司令部通知旅大地委和关东行政公署，除了要求对该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限制、留难、监视”等办法外，还决定要抢在视察团到来之前的5月23日到27日这5天内完成“货币改革”。

  原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滥发军用券，票面上用中文印着“东北地区通用，拒用者按军法惩治”。

  苏军以这种军用券把东北许多物资全都弄走，由于没限制地滥发，究竟发了多少，苏军当局自己也没有数。

  视察团要来，苏军当局又怕视察团用在别的地方收到的这种军用券来大连抢购物资，便想出这个“货币改革”:

  盖印前，还要在军用券上贴一张印的小纸条，把原来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面值较大的货币。

  除了货币贬值，还实行现金管理，规定凡超过多少数额以上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听候处置。等于把群众手上多余的钱全都没收。

  “采取这种办法，一下子就会把旅大的经济活动搞死了，工厂没有流通资金，资本家也会恐慌起来。”

  刘顺元要求宽限几天，以便再收购一些粮食，现在仓库里存粮不多，但梅尼兹柯夫一句也听不进去，说：

  他还指示刘顺元以关东行政公署的身份，到大连电台去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

  接着，苏军当局又要求抢在接管大连之前将所有主要企业和资源统统改为“中苏合营”，立即签订电业、渔业、盐业、石油、造船等几个“中苏合作协定”。

  刘顺元匆匆地赶到位于中山广场的大连苏军司令部。按照对等原则，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到了，大连的少将司令官应该出面接待。

  但是，苏军出来接待的只是一个少尉，而且只是把刘顺元迎到会客室里坐下，连茶也不倒一杯。

  在会客室里，刘顺元坐了两个小时的冷板凳，也不见任何的需要会谈和协商的迹象。

  一进入旅顺苏军总司令部的会议室，发现迟子祥和有关的厅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刘顺元问：

  这时，指针已指向下午3时，看来苏联人这样拖延时间，又规定今天必须签字，是不允许我方作任何讨论修改。

  “你是苏联外贸部的代表，应该懂得一点礼貌。你们为何需要我们从上午9点等到现在，地点也变来变去？”

  苏联人在事关中国权益的问题上，竟然不允许中国人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这哪里是什么平等合作？

  说话之间，几份打印好的中苏合作协定，已经端端正正地摆上了会议桌。萨瓦斯基扬手请迟子祥、刘顺元等入座签字。

  “这个字我不能签。你们要向上级请示，我们也要带回去向公署办公会议汇报。”

  “你们没有跟我们商量，就要我们签字，这不是把关东公署当成你们的橡皮图章了吗？”

  “你还不相信我们苏联吗？协定规定中苏双方各占50%的股份，中方当董事长，苏方当总经理，这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条款了，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

  “签订这几个协定，你们是不会吃亏的。留德尼科夫上将还在等待你们参加签订协定的庆祝宴会哩！”

  刘顺元心里焦躁透了，上前签字吧，实在气人；不签吧，关系会彻底破裂；向上级请示吧，现在能找到谁？

  再说，南满分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旅大的事，商量得通听你们的，商量不通就听苏联的。

  几个念头在刘顺元脑子里打架，最后他考虑到，签这几个协定对眼前恢复生产、改善工人生活有利，只好忍气吞声地走到会议桌前，刷刷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头也不回地冲出会议室，伤心地返回大连住处了。

  后来的宴会上，刘顺元的座席被安排在留德尼科夫上将的旁边，苏方人员因主宾拂袖而去，也感觉到很尴尬和气恼。

  1947年6月3日，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一行12人到达旅大的前夕，苏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和布置应付视察团的工作。

  这时，大连的苏军司令官，已由中将、少将降格为上校。跟以往开会时的情况一样，驻大连的苏军司令官格里格耶夫上校一个人坐在台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统统坐在台下。

  接着，台下的官员依次站立起来汇报工作，格里格耶夫听过汇报，作出指示以后，这个官员才能坐下。

  格里格耶夫知道刘顺元不吃这一套，散会以后将他单独留下，拿出一张纸条字斟字酌地交待说：

  “请你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去作广播演说，说明第一，这个政府是经过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行使职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老百姓服务，做了很多好事的……”

  “你讲的这一套，全是假的嘛！你说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的，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听命于你们。现在你们要我去作这样的广播，不是要我昧着良心去欺骗中国的老百姓吗？”

  从此，他便称病告假，不再出席苏军司令部举行的任何宴会，包括庆祝苏军解放旅大的重要宴会。接着，又打报告给中央南满分局，要求辞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职务。

  当时，驻扎在旅大地区的苏军将领，都是经过苏德战争立过大功的，他们怎么能容许旅大地委的第二书记，如此违抗苏军的指示？

  在如今的大连档案馆里，还保存着一份苏军司令部的代表巴申，为驱逐刘顺元与东北民主联军组织部长杜平谈话的原始记录。

  时间是1947年9月17日上午，地点是旅顺苏军总司令部，记录者是杜平本人，记录的纸头已经泛黄，但字迹仍清晰可辨。

  记录上写了苏军司令部列举的刘顺元与苏军关系不好的几个问题，并提出“撤退”他的要求。记录最后写道：

  “这是我们总司令、副司令的意见，请你很快把问题报告，要求很快解决。因刘顺元是大干部，我们不好解决，要请你电告东北局。”

  就在巴申与杜平谈话的第二天，苏军司令部又给中央东北局发出正式的电报，要求立即“撤退”刘顺元。

  1947年10月30日，在旅大地委常委会的纪录中，还能够正常的看到地委书记韩光所说的一段话：

  “苏方这一意见，提得很坚决。他们已将此意见反映给莫斯科，是经过莫斯科批准的最后的意见。”

  在刘顺元被苏军驱逐出境的同时，与刘顺元持相同观点的两位地委常委，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也受到苏军司令部的指责，被撤销职务或被宣布离职休息。

  据档案记载，当时的旅大地委由中央南满分局领导，地委常委的组成人员，是南满分局于1947年6月12日批准的。成员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苏军的一纸通牒，便赶走了旅大地委5个常委中的3个。

  这还不算完，后来在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还亲自向他提出刘顺元问题，要求今后在“中苏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

  既然连正借重苏军帮助打天下的党内都发生了这样的“反苏”事件，作为人的那样起劲地进行“反苏”活动，也就不难理解。

  1947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到中国考察政治军事形势，以便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参考。蒋介石将魏德迈要到东北视察的消息通知了熊式辉，嘱其作好接待准备。

  熊式辉连续召集包括在内的高级军政官员开会，研究怎么样向魏德迈提供“苏联支持打内战”的材料，并以“东北有可能会被拱手让给苏联人”相威胁，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争取美援。

  按照分工，负责整理东北共军实力、驻防区域等情报材料，重点是要说明苏联支持了军队“打内战”。

  一星期内，夜以继日地整理出了一厚册报告书，还附上了一些“实证”照片。

  8月初，魏德迈到达东北视察，前后呆了三天。在他到达的当晚，熊式辉在铁路宾馆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会前，熊式辉特地对嘱咐：

  “鸡尾酒会一定要到，以便在会上介绍你与魏德迈见面，借明天早晨他去抚顺参观之便，你在火车上找机会与他谈话，务必将东北有关情况详细向他谈出。老头子有关争取美援的方策，在东北就看你这一着了。”

  因为，此前熊式辉在与魏德迈谈话中被问及东北有多少病床时答不出来，出了洋相。

  “你可以大胆谈，不会像‘病床数字’那样碰钉子的。我与他谈话中，提到过你，已引起了他的注意。”

  的任务是向魏德迈介绍苏军援助武器装备的情况，熊式辉同时派出向魏德迈介绍东北军事情况的是廖耀湘。

  然而，在去抚顺途中，魏德迈在专列上只找了一些教会负责人密谈，和廖耀湘都没找到谈话机会。

  直到返回沈阳途中，才通过曾任北平军调部方面办公室主任的保安师长唐燕作翻译，与魏德迈谈了一个小时。

  因时间有限，他主要是对交给魏德迈的相关材料作一些提要式的说明。魏德迈听后，提了一些问题。魏德迈尽管在政治态度上偏向一方，但也并非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而且，他对于得到了大量美援武器装备的军不能打败得到苏军援助的军队，很是失望，言谈中对军还带有嘲讽的语气。

  魏德迈这次视察的结果，出乎人意料之外，竟是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向联合国提出将东北交给联合国托管（那时尚无派国际维和部队进驻的做法）。

  蒋介石根本不敢把才从日本人统治下光复的东北，又交出去给外国人“托管”，那样岂不痛遭国人唾骂？